《四庫全書》中的清朝思想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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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北京晚報

宋晨希  受近代以來章太炎、劉師培等人觀點的影響,人們往往將清代的學術思想歸結成政治高壓下的畸形發展。如章太炎就在《訄書·清儒第十二》中說:“清世理學之言,竭而無余華;多忌,故歌詩文史梏;愚民,故經世先王之志衰?!眲熍喔会樢娧卦凇肚迦宓檬д摗分姓f:“明儒之學,用以應事;清儒之學,用以保身?!爆F代人更喜歡用龔自珍的詩說,清朝的思想界是“萬馬齊喑究可哀”。

我們當然不否認,清朝的種種文化政策,如文字獄讓清代知識分子噤聲,不敢再以“天下為己任“,從而轉向“饾饤考據之學”。然而,如此一筆帶過,顯然無法解釋梁啟超所稱贊的清代思潮“皆以歐洲之‘文藝復興’絕相類”。同時,不搞清楚清代思想發展的脈絡,我們也無法理解近代以后,在西學沖擊之下,傳統思想何以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被徹底摒棄,反而在民國時代與西學分庭抗禮,甚至出現了保守的“學衡派”和“整理國故”等運動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對于清代思想的重新發現,某種程度上也與美國的中國學研究有關。大部分美國學者,如史景遷等人,將中國近代的開端上溯到晚明時期。因此,他們在追溯中國近現代大變革時,必須要對思想譜系進行一番探尋。

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東亞研究中心教授蓋博堅(Kent R. Guy)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脈絡下,開始了對乾隆時期的文化“盛事”《四庫全書》的系統性研究?!痘实鄣乃膸臁芬粫钤缭从谒诠鸫髮W的博士論文,1981年完成,1987年正式出版。有學者曾評價:“遺憾的是,這本出版如此之早的著作似乎在國內也沒有引起注意,因此,關于清代國家的文字獄罪名,至少乾隆帝的文字獄惡名沒有得到重估?!保h為《新清史三十年》)

其實,關于《四庫全書》的研究,民國時期史學家郭伯恭所著《四庫全書纂修考》已頗為完備,舉凡源起、纂修過程、人員組織、編輯、??钡鹊榷家咽聼o巨細做了梳理與研究。蓋博堅此書英文版出版不久,大陸學者黃愛平的《四庫全書纂修研究》與臺灣學者吳哲夫的《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》先后出版。

將四本書進行比對,對于《四庫全書》的形成過程的研究,幾部國內著作已經極其完備。然而,蓋博堅此書卻仍舊有它獨特的價值,其最大價值就在于將《四庫全書》的編纂放置在清代思想發展的脈絡中,尤其是乾隆皇帝本人與學者之間的互動。

蓋博堅首先追溯了清朝為何要在1772年2月2日頒布編纂《四庫全書》的詔諭。一般認為,這與乾隆皇帝好大喜功,在“立德”(乾隆自認為道德品行很好,此外他還打擊了官僚結成朋黨)、“立功”(平定大小金川,征準噶爾)之外,進行“立言”(做御制詩和修《四庫全書》)。蓋博堅卻認為,乾隆決定修《四庫全書》的動機主要有三個:第一,自秦朝以來2000年的修書傳統;第二,遵循康熙、雍正時期的贊助和出版先例,以此來消弭文人與官方的思想矛盾;第三,通過修書達成知識和權力的統一。

蓋博堅注意到,在乾隆登基之后的第五年(1736年),他就恢復了雍正發起的圖書采集活動,“從古右文之治,務訪遺編”。不過,這次圖書采集的社會反響不大,乾隆不得不激發知識分子對官方贊助項目的興趣,給予他們更多鼓勵和保障。比如,參與朝廷圖書出版工作的人,坊間有真才實能的人,都被授予翰林院職位等等。正是有了前期的這些措施,乾隆皇帝才敢在1772年決定編纂《四庫全書》。

隨后,蓋博堅又從學者們對官方政策的回應進行探究?!端膸烊珪返木幾?,并非乾隆皇帝的一廂情愿。18世紀以來,隨著對外戰爭的結束、城市的發展、商業財富日益增加以及物價緩慢增長等,學術活動開始出現勃興,尤其是富商(比如揚州的鹽商)對學術的資助(比如建藏書樓),形成了“揚州學派”及蘇州、杭州、北京學術群體等。蓋博堅注意到,“漢學”的出現并非源自清朝官方的打壓,而是自明朝以來,一些知識分子(如顧炎武、方以智等)因不滿朱熹等人對經典的解釋,從而渴望通過文本本身的???、訓詁去了解經典的真實意涵。商人和官方的資助,也讓他們有錢財和時間去研讀、搜集不同的經典版本。

接下來,蓋博堅又論述了《四庫全書》編纂機構的建立、人員的安排以及圖書采集、審查和修改過程。很多人以為《四庫全書》囊括了當時所有官方認可的書籍,但其實編纂者在確定遴選哪些書籍的時候,排除了大量佛教和道教的典籍,他們認為佛教思想違背了“漢學”并出義理的理念,道教充斥著大量“怪力亂神”,與儒家核心原則相違背。

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來,《四庫全書》的編纂不單單是官方對思想的反應,也有堅持“漢學”的文人自己的學術追求,他們在朝廷中施展身手。很多學者在編纂《四庫全書》的時候,也對傳統的古代典籍(如《山海經》、《宋史》、《墨子》等)進行了學術批評。

當然,蓋博堅也沒有否認清朝的文字獄,以及在編纂《四庫全書》過程中,曾對不符合官方意志,尤其是對污蔑滿族統治者書籍的禁毀。不過,根據史料的探研,蓋博堅發現,清朝的這種做法并非一開始就如此,而是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。對于反滿文獻和反抗清政府的書籍,清朝從審查圖書伊始,就明確規定必須查禁。但是,對于后來所說的諸多“文字獄”事件(比如王錫侯案等),與其說他們是因文字違禁而獲刑,不如說是和當時的皇帝與官僚的斗爭有關,此外,士紳之間利用“文字獄”互相告詰,也釀成了很多的悲劇。

然而,正如王汎森在《權力的毛細管作用》一文中所說的那樣,不管“文字獄”出現的過程和動機如何,它都讓當時及后來的文人出現了“自我禁抑”的現象,從而“帶來各種文化領域的萎縮、公共空間的萎縮、政治批判意識的萎縮、自我心靈的萎縮,形成一種萬民退隱的心態,‘非政治化’的心態”。這一點,倒是蓋博堅沒有發現的。

  • 編輯:方月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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